中国古代生硬、冷酷、威吓的司法文化是那么令人难忘，官服、惊堂木以及伴随着板子戳地声的男低音吓吓堂威，都传达出一种冷木生铁般的谢绝胡闹与不容怀疑。与这种司法文化相对应的，“官司”这个沿用至今的词语，也喻示了社会公众对司法拒人千里之外的官民对立情绪。
现代法治社会逐步对这种传统的、封建的司法文化进行了反思，当然这种反思也只能是逐步的，首先让人们鲜明地感觉到的不是司法意识形态，而是司法器物，譬如军事化的制服换成深色西装制服，在严肃、庄严之外，少了些许冷酷、生硬。
现代司法意识形态在纵向比较上的一大进步，可能就是确定了“司法权来源于民服务于民”的司法理念，这种司法理念把司法官员向社会公众推了一大把，使他们的形象变得逐渐清晰、亲近、柔和，不再是那么神秘、遥远、不可冒犯。
于是想起多年以前，有一份媒体在“3月5日”这个举国皆知的特殊日子里，刊登了大幅检察官为民服务的照片，他在干什么呢？原来是在路边设摊为路人免费修理自行车。而照片上，庄重、肃穆的制服明确告诉人们，这原本不是他的本分，只是“服务于民”的一种态度、一种方式。
这种态度、方式不在于检察官是否擅长此道，而在于它大大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，直至零距离，甚至负距离，一下子从让人仰视的、不可触及的遥远形象，变成路边跟谁都能抱成一团家长里短的贩夫走卒，不管这是否关乎司法文明与司法公正。
有时候我们发现，这种态度、方式甚至可能于司法文明与司法公正无补。我们指的是，例如对于张某这样的案件而言。
2007年6月8日凌晨，张某带着几个朋友，驾驶一辆面包车悄然停在王某的楼下，骗开王某的家门，强行把王某“请”上面包车，疾行数公里来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某假日酒店。张某此举的理由是，想化解与王某多年的积怨，想找王某好好谈谈，一直谈到次日中午。而王某显然并不买帐，在客房中对橱柜、镜子一通乱砸。响声引来了酒店服务人员，在张某与服务员协商赔偿数额未果的情况下，服务员拨打了“110”报警。
面对警察，王某一下子躺倒在地，自称被绑架了。于是，警方将双方带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，一件非法拘禁案很快就水落石出。张某等人对出于“好心”限制王某人身自由数小时的行为供认不讳，同时，考虑到张某等人犯罪的主观恶性不深，且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，公安机关对张某等人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，以非法拘禁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。
在办理这件并不复杂的非法拘禁案时，我们感觉到，不复杂的只是法律本身而已，而法律之外，我们还要对社会效果有个交代。王某三番五次地来到检察机关反映自己的意见，我们同样三番五次地礼貌地、耐心地倾听。他说，第一，这些人犯了罪，为什么没有关起来；第二，我现在有一身的毛病，都是被他们关出来的，我要求赔偿医疗费及精神补偿费10万元；第三，当时绑架我的时候我身上的3000多元钱不见了，你们怎么不管？总而言之，你们司法腐败，我要上访。
这不是在马路边，而是在检察院的接待室里。坐在对面的王某一边抽着利群牌香烟，一边辱骂着司法腐败，而我们只能耐心地解释：犯了罪的人不一定要羁押，取保候审也是一种强制措施；您的毛病与犯罪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，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；您的3000多元钱也没有证据证实是被告人拿走，司法无法介入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对于一个不懂法律的人来说，我们需要耐心，再耐心。
当然，任何一件案件，无论再大或者再小，对于司法官员来说，都是匆匆的过客，而对于被告人或者被害人来说，都是百分之百的，我们不仅要对被告人正确地定罪与量刑，也需要公正地保护被害人的权益。
有句格言说，正义不仅要实现，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。但当正义让人看得见的时候，被具体化、个别化的时候，它就不再是教科书上令人乏味的、难以理解的原则、教条，而变成活生生的利益的分配。更为糟糕的是，看得见正义的不是人们的眼睛，而是人们的思想，而每个人的思想中都充满了自己特有的正义砝码，对于案件当事人而言尤为如此。
儒家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曾经被多少朝代被奉为经典，影响深远，但那其实不过是一种需要，人们可以一手握着儒家文化，一手握着法家文化，当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不那么凑效的时候，就该是法家文化登台亮相了。所以说，个别化的正义观，有时就是一种一己之利的正义观。
检察官在马路边设摊修自行车的这种“司法文化”（因为身穿检察制服，我们姑且如此称呼），需要被部分地反思，它在亲近民众服务民众的同时，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矫枉过正，甚至可以认为，对司法威信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，而没有威信的司法权，是缺乏公信力的，缺乏公信力的司法权，则严重背离了司法权制度的设计初衷。
菜市场里的早市，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，摊主笑容可鞠，动作干净利落。但在这里，一斤青菜可以卖2元，也可以卖3元，除了看摊主的心情，就要看买主死缠硬磨的工夫与能耐。在菜市场这个空间里，只有讨价还价的艺术，没有交易的绝对公平。
中国古装戏里包青天的形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，但包公的脸为什么是黑的？有人说是象征着铁面无私，但我们有时候胡思乱想，认为也许除此之外，它还是一张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司法的面孔，这张司法的面孔之所以以黑色示人，大概其中蕴涵了二层意思，一层是隐藏了司法的表情，一层是保持了与当事人的距离。如果是白色，司法的表情显露无遗，很容易让人读懂；如果是红色，色彩过于热烈，总有让人亲近的欲望。
所以说，司法是有面孔的，司法的面孔是司法文化的表象、外壳，而司法的器物，诸如服饰之类，只是司法道具而已，就像某幅照片的相框，它的作用只是把一张照片打扮得更像一张照片。
我们该选择一张怎样的司法面孔，取决我们选择怎样的司法文化。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司法文化也许可能适合当代中国：融入社会，但保持独立；服务社会，但保持中立；文明司法，但不失威严；和谐司法，但不失刚性。
譬如，对于王某这样经过多次耐心解释仍然缠访的特例，缺乏耐心甚至拒之门外是否就意味着司法不够文明，服务不够热情，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如果我们把大量的司法资源都花费在这样的特例上，对于大多数案件的当事人甚至社会公众而言，又是否必然导致公平、公正。
更为甚者，有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家属也由于对法律的不理解，或者出于一己之利的考虑，同样以司法腐败为由，理直气壮地对司法官员无理地谩骂、侮辱、威胁。而司法文明，这时往往成为司法部门的一种姿态。
当然，我们绝不是说，在处理案件时可以简单、粗暴，这些早已经被历史所遗弃，并且我们相信，大多数司法官员都已经牢固树立起公正、文明的司法理念。只是说，如果这种理念被矫枉过正，或者被误读误用，对中国的法治化建设将会有害无益。
司法文明似乎不是一个面，而只是一条并不粗的线。骑在这条线上，向左一点就是司法野蛮、粗暴，向右一点就是司法无能、软弱。司法野蛮、粗暴的后果是人们憎恨司法，从而造成公众与司法权的对立；而司法无能的后果是人们无视司法，从而丧失司法权的威信。这两种情况共同的结果是，司法权失去了应有的公信力。